本章学习目标
1. 掌握从"消极福利"到"积极福利"再到"投资型福利"的三次范式转换。
2. 理解凯恩斯的社会政策逻辑与"内在稳定性"机制。
3. 掌握当代福利国家的分类与"新自由主义改造"的三条路径。
4. 理解福利国家与经济增长、包容性制度、不平等的三方关系。
5. 评估中国的社会保障体系与"第三次分配"。
课前问题:2020年美国失业率一度达到14.8%(2020年4月),但美国因失业而陷入贫困的人口并没有出现1929年式的暴涨。因为什么?美国没有"失业保险全覆盖",那谁在保护这些家庭?
理由一:凯恩斯主义的内在稳定性(Internal Stability)
凯恩斯的《就业、利息和货币通论》(1936)第二章的核心命题:
如果没有福利制度,衰退会自我强化("有效需求不足"螺旋)
↓
失业 → 收入下降 → 消费下降 → 需求下降 → 更多失业
↓
福利制度作为"自动稳定器"(Automatic Stabilizer)阻断这个螺旋:
失业救济 → 收入不下降 → 消费稳定 → 需求稳定 → 就业稳定
这是福利国家最重要的宏观经济功能:它把"失业"从一个"持续性萎缩"的原因变成一个"暂时性波动"。
理由二:保险与社会风险的市场失灵
| 市场失灵 | 具体 | 对应的制度 |
|---|---|---|
| 保险市场的道德风险 | 投保后行为改变 | 除外责任、免赔额 |
| 保险市场的逆向选择 | 高风险者更愿投保 | 强制保险(社会保险) |
| 不可保险的风险 | 巨灾、失业、系统性风险 | 社会保险、国家兜底 |
| 信息不对称 | 雇主与雇员都无法评估长期健康风险 | 强制参保、终身绑定 |
| 代际风险分散 | 青年无法自我保险 | 现收现付制的代际转移 |
理由三:资产的公共属性与"提高质量的公共品"
| 阶段 | 时间 | 主导理念 | 制度形态 | 代表人物/文件 |
|---|---|---|---|---|
| 第一次:消极福利 | 1880s-1940s | 保护性:应对市场失灵 | 济贫法式、"最低生活保障"、社会保险(俾斯麦1889) | 俾斯麦、ILO、1935年《社会保障法》 |
| 第二次:积极福利 | 1940s-1980s | 赋能式:使个人能自立 | 全民教育、全民医疗、再培训、职业介绍 | 凯恩斯、《就业报告》、"充分就业"承诺 |
| 第三次:投资型/条件性福利 | 1990s- | 投资于人:人力资本 + 责任 + 条件 | 学前教育、托育、终身学习、"以工代赈"、工作福利 | OECD"投资型福利"、MMT的Job Guarantee、拜登"美国就业计划" |
关键的制度演化逻辑:
消极福利(贴补穷人)
↓ 问题:贫困人口长期依赖 → 依赖文化 → 无法退出
积极福利(提供教育与医疗 → 提升能力)
↓ 问题:福利依赖者占多数时,财政不可持续 + 道德风险
投资型福利(提供能力 + 附条件 + 早期干预 + 回报率高)
↓ 关键:投资回报率高于支出成本
普特南的"制度演化"论证(Robert Putnam, Our Kids, 2015):美国社会资本的下降(社区组织、工会的削弱、家庭结构的改变)解释了为什么同等金额的支出在美国效果比欧洲差——制度质量是政策的"乘数"。
凯恩斯在《通论》第二章的论证(常被忽略,但极其重要):
第一步:论证存在"自愿失业"(Voluntary Unemployment)
假设工人愿意在任何等于维持生活的实际工资下工作,那么劳动力需求和供给之间的差额就构成"自愿失业"。—— 均衡失业率的存在来源于实际工资与边际生产率之间的差距。
第二步:论证工资刚性
| 工资刚性的来源 | 说明 |
|---|---|
| 最低工资法 | 法定下限 |
| 工集体力(Trade Unions) | 集体谈判抬高工资 |
| 效率工资(Shapiro-Stiglitz) | 为防止偷懒与离职,工企提供高于市场的工资 |
| 行政的"公平工资"惯例 | 相对工资刚性(同一企业内不同岗位涨薪一致) |
| 职业许可证与进入限制 | 抬高特定职业的工资下限 |
第三步:得出福利国家的必要性命题
只要存在自愿失业,就存在通过降低工资来增加就业的空间
↓
但:工资下降会破坏工人的道德激励与营养标准("贫困的恶性循环")
↓
结论:社会政策(收入保障)是"生产效率"的一部分,而非"效率的代价"
教学结论:凯恩斯主义对福利国家的辩护不是道德论证,而是效率论证——在存在自愿失业的经济中,社会保障使经济更有效率。这是理解 20 世纪福利国家合法性的关键。
这个"黄金组合"的历史意义:它把经济增长与社会团结绑定在一起——工人通过工资增长分享增长,通过福利获得安全感,因此支持资本主义制度。这被称为 "黄金年代的和解"(Grand Bargain)。
它的解体条件(三个):
| 类型 | "解职"机制 | 典型国家 | 特征 |
|---|---|---|---|
| 自由主义(Liberal) | 市场 | 美国、加拿大、英国(1990s)、爱尔兰 | 补贴低、依赖市场 + 定向救助;"社会公民权"弱;进入劳动力市场即失去福利(福利悬崖);高贫困率 |
| 保守主义/大陆欧洲(Conservative/Corporatist) | 身份(社会保险 tying) | 德国、法国、意大利、日本、中国(部分) | 与就业/身份强绑定;家庭责任优先;按"贡献"分层;再分配中等;对新受益人(青年、移民)不利 |
| 社会民主(Social Democratic) | 公民权(普遍资格) | 瑞典、挪威、丹麦、芬兰、荷兰 | 普遍权利(与就业、收入、贡献无关);高税收高支出;对单亲家庭与青年友好 |
关键区分:自由主义模式"扶助穷人",社会民主模式"保障公民"。这决定了救助的性质(救济 vs 权利)与社会的整合度。
中国的位置:更接近保守主义/大陆欧洲模式——单位/家庭责任为基础、缴费与身份挂钩、城乡分割(直到近年)。但中国的独特之处是"单位制"这一第三支柱:计划经济时期的社会保障不是通过国家税收,而是通过单位(企业/机关/事业单位)提供从摇篮到坟墓的福利(第六章 6.1.3)。
| 国家 | 广义社会支出/GDP (2022, OECD) | 税负/GDP |
|---|---|---|
| 法国 | 约31% | 约47% |
| 丹麦 | 约28% | 约47% |
| 瑞典 | 约26% | 约43% |
| 德国 | 约26% | 约38% |
| 英国 | 约24% | 约35% |
| 日本 | 约24% | 约28% |
| 美国 | 约20% | 约27% |
| 中国 | 约15%? | 约17% |
中国的问题:中国的"政府支出占GDP"约33%(含大量非福利性支出,如基建、行政运转),但真正的"社会福利支出"占比很低。这说明一个问题:中国的财政是"发展型财政"而非"福利型财政",资源大量投向了增长,而非再分配。
| 路径 | 国家 | 具体做法 | 结果 |
|---|---|---|---|
| 激进私有化 + 削减福利 | 英国(撒切尔)、智利(皮诺切特)、阿根廷 | 国有制解体、工会削弱、福利紧缩 | 见第八章 8.4.2;结果:制造业空心化、不平等上升、长期低增长 |
| 保留福利外壳 + 收紧条件 | 美国(里根、克林顿、2010s)、德国(哈茨改革2003-2005) | 福利水平不降,但领取条件严苛化、期限缩短、退出成本上升 | "福利悬崖"扩大;美国贫困率从1960s的12%升到2010s的15-17% |
| 分层与市场化 | 美国(401k、学费贷款)、中国(1990s-2010s) | 把集体风险转为个人责任(个人账户、市场化服务) | 风险从公共部门转移到家庭;储蓄率上升但保障感下降 |
1979-1990年美国的变化:
| 指标 | 1979 | 1990 | 变化 |
|---|---|---|---|
| 联邦医疗支出占GDP | 4.9% | 7.1% | +2.2pp |
| 医疗支出占GDP(总额) | 8.8% | 13.4% | +4.6pp |
| AFDC(家庭补助)受益人数(百万) | 3.8 | 3.1 | -0.7 |
| 食品券受益人数 | 14.6 | 20.5 | +5.9(1980s后期) |
| 官方贫困率 | 11.3% | 13.5% | +2.2pp |
| 税后转移支付调整的贫困率 | 约6% | 约12% | +6pp |
| 工会密度(私营部门) | 24% | 17% | -7pp |
关键的方法论要点:官方贫困率低估了问题,因为税收返还(Earned Income Tax Credit, EITC)是"负税收",官方贫困率不计入税收。
所以真实图景:
2003-2005年德国"哈茨改革"(Hartz IV):
| 措施 | 内容 |
|---|---|
| 合并失业保险与失业救济 | 统一为"失业救济II"(Grundsicherung) |
| 强化"求职责任" | 失业者必须接受任何合适工作(即使降薪、搬迁) |
| 缩短福利期限 | 12-24个月后降至更低水平 |
| 引入"求职券"(Job-Ticket) | 个性化服务与培训 |
| 强化私营就业中介 | 禁止公务员优先推荐 |
| 取消"庇护期" | 合同工不再受保护 |
结果:
教学结论:紧缩福利的国家可以在总量上保持就业,但会通过"不稳定性"(precarity)把风险转移给中低收入群体,并在政治上付出代价。这个"社会成本"在 GDP 统计上完全看不见。
| 假说 | 命题 | 主要证据 | 主要反驳 |
|---|---|---|---|
| 社会投入假说(Social Investment) | 福利支出是投资(人力资本),提高长期生产率 | 儿童早期教育回报率( Heckman 的 Perry 项目:每美元投入约$12回报);托育提高女性劳动参与率 | 投资回报高的是早期与定向干预,不是普遍的现金转移 |
| 社会保险/减贫假说(Social Insurance) | 福利国家是保险,跨期与跨群体平滑,且是"生产性的"(提高风险承担能力) | 失业保险提高再就业率;贫困的代际传递 | 道德风险与"福利依赖"(但实证证据弱) |
| "需求不足"假说(Demand-deficient / Underconsumption) | 福利支出维持有效需求,防止衰退 | 2008与2020:支出乘数;自动稳定器 | 通胀期可能加剧通胀;且需要持续的"财政空间" |
| 现代化理论 | 依附/世界体系理论 | |
|---|---|---|
| 核心命题 | 福利国家是经济成长的产物(U-shaped) | 福利国家是资本积累的稳定器(社会契约缓和阶级冲突) |
| 因果方向 | 增长 → 税收增加 → 福利扩张 | 阶级力量对比 → 福利让步 → 稳定积累 |
| 证据 | 战后西方"黄金年代"的同步增长与福利扩张 | 拉美的"进口替代"福利扩张伴随债务危机 |
| 政策含义 | 发展中国家应先增长、后福利 | 福利扩张需与产业升级同步,否则是"负债式福利" |
中国的位置:中国在 1990s-2010s 的"社会保障扩张 + 工业化"同步进行,是一种"同步推进"模式,与西方"先增长后福利"的顺序不同——这既提高了效率(因为福利支出伴随社保缴费与劳动力成本上升,促进了产业升级),也积累了当前的人口老龄化+养老金缺口的挑战。
| 类别 | 制度 | 覆盖情况(2023-2024) |
|---|---|---|
| 基本养老 | 城镇职工基本养老保险 | 参保约5.3亿人(2023年末) |
| 城乡居民基本养老保险 | 参保约5.4亿人 | |
| 基本医疗 | 城镇职工基本医疗保险 | 参保约3.3亿人 |
| 城乡居民基本医疗保险 | 参保约9.7亿人 | |
| 失业 | 失业保险 | 参保约2.4亿人 |
| 工伤 | 工伤保险 | 参保约3.0亿人 |
| 生育 | 生育保险(已与职工医保合并实施,2020年起) | — |
| 长期护理 | 长护险(试点) | 49个城市试点(2020-2025) |
| 最低生活保障 | 低保 | 约1000万人(2024年) |
| 个人养老金 | 账户制 | 2024年末约7200万开户、约3100亿元缴存 |
中国的特殊问题:"半城市化":
| 缺口 | 说明 | 数据/估计 |
|---|---|---|
| 人口缺口 | 缴费人数 vs 领取人数 | 职工养老保险抚养比从1990s的约5:1降至2023年的约2.6:1("5:1警戒线"已破) |
| 地区缺口 | 东部 vs 西部 | 东部(如广东)基金结余,西部(如黑龙江)已"穿省" |
| 财政缺口 | 隐性债务 | 到2024年,全国城镇职工基本养老保险基金累计结余已为负(约-1.4万亿元),这是历史首次 |
说明:"全国养老保险基金累计结余为负"是2024年最重要的财政信号之一——它意味着现收现付制在当前人口结构下已不可持续,任何进一步的人口老龄化都会使其恶化。
应对方向:
概念来源:厉以宁教授提出(1999年《超越市场与超越政府》):
第一次分配:市场机制(要素报酬)
第二次分配:政府通过税收、社会保障、转移支付
第三次分配:慈善与公益(自愿)
政策进展:
但必须诚实指出三个问题:
中国不是"低福利",而是一种特殊形态:
| 维度 | 描述 |
|---|---|
| 支出结构 | "发展型"为主——大量公共支出用于基建、教育(人力资本)、产业补贴,而非现金转移 |
| 与就业的绑定 | 强(职工社保与就业强绑定),这既保证了覆盖率,也造成了"灵活就业者"与"农民工"的保障缺口 |
| 城乡与户籍分割 | 长期存在,近年才逐步"常住地参保" |
| 家庭责任 | 强(养老与育儿主要靠家庭),这与保守主义模式接近 |
| 覆盖广但保障深度不足 | "广覆盖"(基本医保覆盖95%以上)但"低保障水平"(个人自付比重高) |
准确的诊断:中国是"高覆盖 + 低深度 + 强家庭责任 + 发展导向"的混合模式。其优势是覆盖速度快、财政可持续性较好;其弱点是保障深度不足(尤其医疗自付、养老)、家庭负担重(生育成本)、以及与户籍挂钩的不平等。
以下图片取自 Wikimedia Commons 公有领域或自由授权档案。看图时请留意:画面里的实物、场景与人群,正是本章所讲机制留下的物质痕迹——机器、队列、账簿、码头、仓库,都是制度与政策在真实世界中的投影。
