这本书前面的章节，各自处理一个具体的财政装置：军费如何筹措，漕粮如何分段转运，专卖如何定价，商税如何设场，税基如何从人丁转向田亩，改制为何反复。每一章都把问题收窄到可以查证的范围。
这一章的任务不同。它不再追问某一朝代“怎样做”，而是追问：当我们把中央与地方的关系当作一组财政契约来看时，有没有一套可以反复使用的分析工具？
先说要反对的两种写法。
第一种是把“中央集权”当作解释项。这个做法的问题是：它是一个总词，而总词不能指出机制。同一个“集权”，可以指中央决定征什么税，可以指中央拿走大部分收入，可以指中央任命每一个知县，也可以指地方遇事必须请示。这四件事彼此独立，可以任意组合。用“集权”一言以蔽之，等于用一个结果词代替四组不同的原因。
第二种是把中央与地方写成零和博弈：中央强则地方弱，地方强则中央弱。这个写法看似有力，实则解释不了最常见的一种状态——中央在名义上什么都管，地方在实际上什么都得自己想办法。这不是强弱问题，是错配问题。
本章的核心命题有四条。
第一，中央与地方的关系是一组财政契约，不是一条权力阶梯。 契约的内容可以拆成四个分别可观察的维度：财权、事权、人事权、裁量权。四个维度的组合可以高度不一致，而真正制造问题的往往不是“集中”或“分散”的程度，是维度之间的反向。
第二，这组契约面临一个三难。 中央要控制，地方要自主，风险要有人承担。三者不能同时最大化。任何一个历史安排都是在这个三难里选了一个角，然后承受那个角的代价。代价不是偶然的失误，是可以从所选的那个角推出来的。
第三，错配不必然导致崩溃，但错配必然寻找出口。 当地方承担了它无力承担的风险，风险的最终承担者会转移。转移有四个方向：转给中央、转给下一年、转给民众、转给未来。四个方向留下四种不同的痕迹，因此可以从痕迹反推机制。
第四，错配是否变成危机，取决于有没有一个能把风险吸收掉的中层。 中层的形态是士绅、宗族、仓廪、地方公产、承担赔补责任的基层职役。中层存在，错配可以长期带病运行；中层被耗尽，错配立刻转为外溢。
需要先声明一处用语。“三难”与“风险外溢”都是本章的分析词，不是古人的概念。古人说的是“外重内轻”“支费不足”“逋负”“亏空”“陋规”，他们描述现象，不构造模型。用现代词去整理古代材料，好处是可比，坏处是容易把模型当成史实。本章的处理办法是：每用一个现代词，就同时指出它在古代材料里对应哪一种可观察的记录形式；对应不上的，就不用。
要理解为什么古代财政契约长成那个样子，先要看四组技术条件。这四组条件不是背景装饰，它们直接决定了契约的可能形态。
前现代财政收入以实物为主，粟、帛、钱并行，运输靠人力和畜力。这个条件有一个直接后果：把全国收入先集中到京师、再分配回各地，在物理上不划算。 粮食从江南运到北方，途中被人畜吃掉的部分可能超过到达的部分；再从京师运回去，等于同一段路走两遍。
因此，就地分成首先是运输成本的函数，不是政治妥协的产物。收入在产地切开，一部分解送上级，一部分留供本地，一部分供给本道军政机构。唐代把两税收入按去向分为上供、送使、留州三目，前提正是收入可以在空间上切开而不必先汇总。
这个观察有一个重要的推论：分成的必要性来自技术，分成的比例来自政治。 两件事经常被混为一谈。看到分成制，就说“中央承认地方利益”；看到比例高，就说“中央集权”。其实分成这件事本身没有政治含义，它只是在运输成本约束下的唯一可行解。有政治含义的是：比例由谁定，能不能调整，调整时听谁的。
中央要定比例，先要知道各地的收入与支出，而这两项它都不知道。收入取决于当年收成、粮价、户口变动，支出取决于灾情、军情、工程；信息从县到府、到布政使司、到户部，每层都要时间，每层都可能修饰。
面对这种条件，中央的理性选择是定额：把某地应解多少、应留多少一次定死，载入则例，逐年照办。好处是可以考核——中央不必知道地方实情，只要核对解送是否足额。代价是把风险固定在某一方：额是固定的，事是变动的，差额必须有人承担。
这里提出本章第一个方法性判断：定额不是无知的产物，是对无知的制度化回应。 它把“我不知道”转化成“我按去年办”。这在平时极其有效，在变故时极其危险，因为变故恰恰是额所不能容纳的。
顺带做一个命名归拢，免得读他章时以为换了概念。本书在不同对象上多次描述这同一个机制，各章用了不同的叫法：第十一章讲两税与差役时称“基数固化”（应税额一经确定便不再随实况调整），第十二章讲漕运账目时称“文书定额”（账上的数成了唯一的数），第六章讲仓储时称“定额与实存背离”（账面存粮与实际存粮分成两套）。三者与本章的“定额”是同一件事，只是对象不同：一个是税基，一个是账面，一个是粮仓。统称“定额化”，个别章保留各自的说法以贴合对象。
现代地方政府遇到收入不足，可以举债，把成本分摊到未来若干年，用未来的收入偿还。这个工具在古代不存在。地方官不能合法举债，也没有债券市场为地方信用定价。
没有债，就必须当年平衡。当年平衡不了，只有三条路：一是向上要（请拨、请蠲、请缓），二是向后拖（欠着，明年再说），三是向下摊（加征、摊派、无偿劳役）。这三条路就是本章后面要讲的四种外溢方向中的三种，第四种（转给未来）只能通过货币手段实现。
这条约束解释了一个常被误解的现象：古代地方财政的账面上很少出现“赤字”，不是因为收支平衡，是因为没有可以记录赤字的地方。赤字以“积欠”的形式存在于下一年，以“亏空”的形式存在于仓库的账面与实际之间，以“陋规”的形式存在于合法收入之外。赤字没有消失，它只是换了一种不被叫作赤字的记法。
地方官有任期，有考课，考课内容决定其行为。如果只看起运是否足额，最优策略就不是如实上报缺口，而是把缺口掩盖起来——用本地其他款项垫解、用加派补足，或者拖欠不解、逐年挪掩。上报缺口等于承认无能，掩盖缺口只要任内不出事就能升转。
这是纯粹的激励结论，不必假定官员贪婪或无能。 考核指标单一且刚性，被考核者必然把达成成本转移到指标管不到的地方：指标管得到起运，管不到里甲的赔累；管得到仓库账面，管不到仓库实际。
四条约束合起来，可以得到一个结论：财权与事权的错配不是某个决策者的失误，是这套技术条件下的结构性产物。 只要收入必须就地分成、信息必须逐层上报、地方不能举债、考核只看解额，那么“中央收走大部分收入、地方承担大部分支出”就是一个会自动出现的格局。不同的朝代只是在这个格局上做了不同的补丁。
本章用四组材料，分别对应四个朝代的一次制度选择。材料性质不同，读法也不同，先分组说明。
唐代两税法之后，财赋按去向分为三目。这三个名字——上供、送使、留州——是理解整章框架的入口，因为它是古代文献中少见的、把“收入归谁”写得如此干净的一处表述。上供是解送中央的部分，送使是供给本道军政机构的部分，留州是留给州县的日常支用。
三目的完整表述，通行引作元稹《钱货议状》中语，大意谓天下财赋限为三品，一曰上供，二曰留使，三曰留州〔篇名、原文与撰作年份待核，本章不作逐字引用，只取其框架〕。之所以只取框架不引长句，是因为这句话的系年与语境直接关系到它的解释：若它出自两税法之后数十年，则三目是长期运行中形成的实际格局，而非建中元年一次设计的产物。这一点见“争议与边界”一节。
这三目不是三个税种，是同一笔收入的三种去向。这个区别极其重要：它划分的不是征税权，是分配权。 征税的决定仍然在中央（税目、税率、征收时节由诏令规定），分配的决定则被切成了三段，每一段有不同的决定者。上供的数额由中央核定，送使的数额与本道军费挂钩，留州的数额与州县的日常开支挂钩。
两税法奏议中另有一句话，本章要用它来说明这套安排的意图：“量出以制入”。这句话常被读成“先算支出再定收入”，因而被当作现代预算原则的古代版。这个读法有问题，本书论两税法的一章已经讨论过，此处只取一个侧面：“量出”的主体是中央，不是地方。 中央先算出自己的支出需要，再把这个需要分解为各州县的应征额。地方没有“量出”的权力，只有“足额”的义务。这一句与三目的关系是：三目划分了收入的去向，量出制入决定了收入的总额，两者合起来，构成一份中央单方面拟定、地方必须执行的契约。
这份契约的执行情况，可以从陆贽的奏议中看到另一面。陆贽论两税之弊，重点不在税额高低，而在折纳：法定的税额以钱计，实际征收以绢帛折价，绢价一变，纳税人的实际负担就变。条文是刚性的，负担是弹性的，弹性由价格吸收。 折纳的具体机制见“数据与口径”一节，此处只用它说明一点：契约的名义内容与实际内容可以长期背离，而背离的部分不出现在条文里。
宋代的做法，是把财权向中央收得更紧。具体的制度载体是转运使：一路的财赋由转运使掌领，除本地经费之外，其余上供中央。《宋史·食货志》记宋初之制，谓诸州经费之外的金帛悉送京师，不得占留〔原文与系年待核〕。
这句话值得逐字分析，因为它包含了两个变量。
“经费之外”——这是一个前置扣除，扣除的标准是“经费”，即本地法定的日常开支。扣多少，由谁定，这才是真正的争点。 如果“经费”的标准由中央定，地方就没有任何余地；如果由地方申报、中央核准备案，地方就有申报的余地，而申报的余地就是操纵的空间。
“不得占留”——这是一个禁止性规定，禁止的是地方把应解之数留下来自用。禁止性规定的存在本身说明：占留是常态，否则不必禁。
把两句合起来看，宋代的制度设计是：承认地方有一块经费，但把这块经费的边界交给中央划定，同时禁止地方越界。 这个设计与唐代的三目不同。唐代是三个方向各有一个数额，宋代是一个前置扣除加一个全额上解。差别在于弹性：三目的数额可以随本道军费变动而调整，前置扣除的“经费”则倾向于固化，因为核定经费需要信息，而中央恰恰缺乏信息，于是只能沿用旧额。
宋代的另一个材料是奏议。北宋的财政奏议中反复出现同一类抱怨：某地赋税之外另有名目，名目之下又有名目，征收的机构重叠，商旅裹足。这类抱怨的价值不在于它指出了具体的税目（税目随时间和地区变化，无法系统列举），而在于它反复指向同一个机制：当法定收入不足以覆盖法定支出时，收支差额不会消失，它会以新的名目出现。 而新名目一旦出现，就倾向于长期化，因为它已经养活了依靠它的一批人。
明代赋役册籍把税粮分为起运与存留：起运解运到指定仓库，存留留本地支用，数额逐府逐州县开列在《明会典》的会计门类中。
须特别注意材料性质。则例不是统计，是清单。 统计记录已发生的事实，清单规定应当执行的事项。会典所载起运存留额是“应当”之数，不是“实收”之数；用它计算比例，得到的是制度的设计参数，不是一年的实际流量。
则例体例本身透露了一个重要信息：明代的中央对每一个州县该解多少、该留多少，都有逐一的开列。 这个精细程度常被误解为“控制力强”。恰恰相反，如此精细的定额之所以必要，正是因为中央没有别的办法知道地方的情况——它不能按实际收支结算，只能按预先核定的额考核。定额的精细程度，是信息能力不足的镜像。
明代另一个相关制度是粮长。粮长由民间大户充任，负责催征、收储、解运，并对短缺负赔补之责。这个安排把国家与编户之间的中介交给了一个本地人，让他用自己的声望和家产为国家收税。粮长制在明初有效，中期以后逐渐崩坏，原因见后文“制度与行为者”一节。
清代前期，地方官在征收正赋时加收“火耗”，名义上是弥补银两熔铸的损耗，实际上是地方公费与官员收入的来源。这部分收入不上解，不入正项，数额由地方掌握。
雍正年间的火耗归公，是把这部分灰色收入改为合法收入：核定火耗的征收比率，全部提解，再以“养廉银”的名义发给官员。这个改革在财政史上的地位特殊，因为它是历代少见的、把制度外的支出转为制度内支出的尝试。
它的逻辑值得单独抽出：制度外的钱之所以失控，不是因为它数额大，是因为它不能入账；不能入账，就不能核对；不能核对，就只能靠道德约束。改革的做法不是加强禁止，而是扩大承认的范围——把原本不合法的收入合法化，从而让它进入可以核对的范围。这是一条与“严查”完全不同的治理思路。
改革的效果与限度见后文。此处只标材料性质：记录这次改革的主要有两类文献，一类是诏谕与奏折（属决策过程，能看出争论焦点），一类是地方志与官箴书（属执行情况，能看出各省办法的差异）。两类不能互证：诏谕说的一般规定，官箴书说的地方实情，两者的差距正是研究要处理的对象。
本章材料分四类，混写会直接导致错误结论。编年叙事（《通鉴》）记决策与后果，不记税率账目，可用于重建时序与理由，不能用于重建规模；正史志书记制度沿革，有后设视角，其线索的整齐本身是编纂的产物；会典则例记应当执行之数，是规范而非记录，不能用于计算实际流量；奏议与官箴记当事人的观察与主张，各有请示或训诫的动机，不是中性描述。
分工是：用编年叙事定时间与决策，用志书定制度框架，用则例定规范参数，用奏议定当事人的判断。任何一项具体的数量结论，必须至少有两种材料相互支持，否则只能作为个案举例。 这一分层与本书论军费的一章所立的原则相同，此处不重复论证，只把它应用到分配问题上。
“中央集权”这个词之所以不能用来解释，是因为它把四个可以独立变动的维度压成了一个刻度。分开来看：
| 维度 | 观察什么 | 可观察的制度指标 | 集中的表现 | 下放的表现 |
|---|---|---|---|---|
| 财权 | 征什么、税率谁定、收入归谁 | 税目的设立权、税率的决定权、留成比例的决定权 | 税目与税率由中央诏令规定，收入尽数上解 | 地方可设附加、可自定征收办法、可自留收入 |
| 事权 | 哪些支出由谁负责 | 支出责任的法定归属、支出的决定层级 | 主要支出由中央核定并拨款 | 地方以自有收入承担本地开支 |
| 人事权 | 谁任命、谁考核 | 任免权归属、考课指标、任期长短 | 中央铨选、中央考课、任期短而轮转快 | 地方自辟僚属、自行考课、久任 |
| 裁量权 | 遇特殊情况谁可破例 | 蠲免权、缓征权、动支权、先动后报的许可 | 一切破例须奏请，批复周期长 | 可先动支后报、可便宜行事 |
分开看之后，一个反常识的结论就出现了：四维度同时集中的朝代很少，而“财权集中、事权下放”的组合极其常见。 这个组合有它的道理——中央要控制钱，因为钱可以移动；地方要办事，因为事不能移动。赈灾、捕盗、修桥、接待过境官员，这些事必须就地发生，无法由京师代劳。于是支出责任留在地方，收入却向上集中。
这就是本章所说的结构性错配。它的要害不在“集中”或“下放”哪一个更多，而在两者同时存在于不同维度。
把四个维度合起来看，三难就可以写成三个角。三个角各有一个可以识别的制度标志，各有一个必须支付的代价。
| 选的角 | 优先保证 | 制度标志 | 放弃的那一项 | 代价的形式 |
|---|---|---|---|---|
| 控制角 | 中央能调动资源、能统一决策 | 财权与人事权同时上收，破例须奏请 | 地方自主 | 地方在法定范围内办不成事，转而在法外找钱 |
| 自主角 | 地方能就地办事、能应急 | 财权与裁量权同时下放，允许先动后报 | 中央控制 | 中央的调拨能力被架空，地方坐大 |
| 承险角 | 风险有明确的承担者 | 设立专门的中层（仓廪、公产、职役），给它资源与责任 | 前两者的一部分 | 中层被耗尽之后，风险一次性外溢，且无处可接 |
三个角的选择不是一次性的，可以随时间移动，而移动本身往往就是危机的来源。一个王朝通常在开国时选控制角（因为要收拾残局、重建户籍），中期向承险角移动（因为要治理、要救灾），后期被迫滑向自主角（因为控制不住）。移动的方向与危机的方向常常一致，这是三难框架最有解释力的一处。
四个维度两两组合，可以生出很多形态。历史上反复出现、且后果可以预测的有三种。
形态一：财权集中、事权下放、人事权集中、裁量权集中。 宋代接近这个形态。钱向上升，事向下压，人由中央派，破例要请示。后果是：地方在法定范围内无论如何补不上缺口，只能到法定范围之外找钱。法外敛财不是官员品质问题，是这个形态的必然产物。
这里要与第十一章合看，否则会以为本书对“合法”的评价自相矛盾。十一章讲均田制是被依法的例外一点点掏空的：制度自己留下了合法的出口，负担的合法规避把税基蚕食。本章讲的是相反方向的动作：定额不敷支出时，地方只能在法定之外找钱，这些钱不合法、不能入账。两者不矛盾，而且合起来才是完整图景：合法的例外让制度失去对价，非法的加派让制度勉强运转。 前者蚕食的是制度的覆盖面，后者填补的是执行中的缺口；两者同源于一个事实——定额与实际之间总有差额，而差额必须有主。
形态二：财权下放、事权下放、人事权集中、裁量权下放。 唐后期藩镇接近这个形态。钱和事都在本地，破例也可自行决定，但节度使名义上仍由朝廷任命。这里有一个值得注意的地方：如果财源在被任命者手里，任命权就兑换不成控制权。 朝廷可以换掉不听话的节度使，但换上来的人仍要靠同一批本地财源养活，行为不会有实质改变。人事权的集中在这里是名义的。
形态三：财权集中、事权下放、人事权集中、裁量权实际下放。 明代中后期接近这个形态。钱按定额上解，事仍在地方，人由中央派，但破例的权力在事实上落到了州县手里——因为中央无法核查，默许了地方的加派与挪移。自主是默许的，风险也只能以默许的方式存在：加派不合法，所以不能入账；不能入账，所以亏空无法从账面发现；只能到离任交代时以“亏空”的形式暴露。
三种形态对应三种代价：法外加征、割据、亏空与陋规。这三种代价不是道德问题，是结构问题。换掉一批官员不会改变代价的形式，只会改变承担代价的人。
先把定义写死，因为这个词很容易被当成修辞用。
风险外溢，指地方承担了超出其财政能力的风险之后，该风险的最终承担者由地方转移到另一个主体。 定义里有三个要件，缺一不可：其一，风险最初确实落在地方（不是中央直接承担的）；其二，地方无力承担，即用尽本级收入与合法调剂手段之后仍有缺口；其三，承担者发生了转移，即最终为此付出代价的不是原来那个主体。
三个要件把很多常见说法排除在外：地方用本级收入消化灾年支出，不算外溢；中央下令赈灾并拨款，不算外溢（风险从未落在地方）；地方加派之后由本地编户承担，则算外溢，因为承担者从“地方财政”转到了“编户”。
错配必然寻找出口。出口不是一个，是四个，而且四个出口留下的痕迹完全不同。这一点必须做成表，因为混用痕迹是这一领域最常见的错误：看到积欠就说财政崩溃，看到加派就说横征暴敛，其实两者是不同的出口，指向不同的机制。
| 方向 | 具体形式 | 史料中的可观察痕迹 | 代价最终落在谁 | 使用它的条件 |
|---|---|---|---|---|
| 转给中央 | 请蠲、请缓、请拨、请截留他款项 | 蠲免诏、缓征诏、拨帑记录、截留漕粮的奏请与批复 | 中央财政，进而由中央转嫁给其他地区或后来的年份 | 地方与中央的沟通渠道通畅，且中央有余力 |
| 转给下一年 | 积欠、逋赋、带征、倚阁、压征 | “欠”“逋”“带征”“倚阁”一类字样；逐年递延的欠数 | 未来的纳税人，以及需要在任内消化旧欠的继任官员 | 债主是国家自己，因此可以单方面延期 |
| 转给民众 | 法外加征、摊派、赔补、无偿劳役、逃户 | 加派的名称与数额、里甲的赔累记载、户口版籍的减损 | 编户，尤其是没有免役特权的自耕农与佃农 | 地方仍掌握征收的执行权，且民众的退出成本高 |
| 转给未来 | 铸币减重、滥发纸钞、长期拖欠军饷、工程与仓储失修 | 钱重的下降、钞价的下跌、欠饷的年份累积、仓储定额与实际存量的差距 | 所有持币者、士兵、以及下一代的使用者 | 必须掌握货币发行权或军饷调配权 |
这张表有三个地方需要解说。
第一，四个方向不是并列的选项，有一个大致的使用顺序。 地方遇到缺口，最先试的是向上要，因为代价最低且不结怨；要不到就向后拖，因为债主是国家自己；拖不下去就向下摊，因为编户没有议价能力；最后才动货币，而这道门只有中央有钥匙。这个顺序解释了为什么同一场财政危机在不同阶段呈现不同症状：先是奏请频繁，然后是积欠累积，然后是加派与逃户，最后是钱法败坏。四种症状是同一场危机的四个阶段，不是四次独立的弊政。
第二，转给未来与其他三个方向有一个性质上的差别：它不是地方能选的。 铸币与发钞是中央的权力，地方官无权减重铸钱，也无权印钞。因此这一方向的溢出，实际上是中央自己的错配的出口，不是地方错配的出口。这一点常被混淆：看到王朝末年钱法败坏，就说地方财政失控导致了货币崩溃。因果方向可能相反——中央的财政缺口用货币手段弥补，货币败坏之后，地方的定额收入实际贬值，地方缺口更大，于是加派更重。这是一个正反馈，而不是一条单向的因果链。
第三，转换点是可以观察的。 从“转给下一年”转入“转给民众”，标志是开始出现逃户记载——那是编户用脚作出的反应，意味着加派强度已超过当地可承受的极限。从“转给中央”转入“转给下一年”，标志是蠲免与缓征的批复变得吝啬：中央自己也紧，只能让地方欠着。找到这些转换点，比统计任何总量都更能说明危机的进程。
四个维度写在制度里的是权限，运行在下面的是另一套动作。这套动作的核心是垫付。
州县遇到上级催解、遇到临时差事、遇到灾年先赈后报，都需要先拿出钱来。这笔钱不在预算里，因为古代没有预算；不在则例里，因为则例只列常规；只能从别的款项里挪，等以后补上。挪得过来叫“垫解”，挪不过来叫“亏空”，挪了不补叫“侵挪”。
垫付是古代地方在无举债权条件下的影子融资。 它完成了现代地方债的功能——把当期支出推到以后——但没有价格、没有期限、没有合约，因此也没有违约的明确时点。它的成本不表现为利息，表现为官员的赔补、处分与离任交代时的追缴；由个人承担，不由财政承担，所以不进入任何账目。
这解释了古代地方财政的一个基本特征：账目的平衡是靠人肉补上的。 垫付规模超过官员个人能承受的程度，制度就失灵——不是账目崩了，是人先崩了。宁可被劾也不肯上任，与上任后拼命搜刮以求离任时补上，是同一个机制的两面。
垫付能长期维持，靠的是一个预期：缺口最终会被消化。消化有三种常规方式——灾年请蠲、军情请调、亏空请分年带征。三者都不是制度化的权利，却是可以预期的惯例，地方在决定花不花这笔钱时会把它计入。
这就是科尔奈所说的软预算约束在古代的对应物：决策者不按自己的收入约束支出，因为他预期约束会在事后被放松。 差别在放松的方式：现代是救助，由上级财政承担；古代是延期与豁免，由三个主体分担——中央免一部分，官员赔一部分，编户摊一部分。
这个对应物解释了为什么古代地方的支出总在“应办”与“能办”之间反复。应办是事权的要求，能办是财权的限制，两者之差本应由预算程序解决；没有预算程序，只能靠预期。预期是一种治理工具，精度却极低——它不能告诉官员可以花多少，只能告诉他大概不会出事。类比的边界见“争议与边界”一节，此处只留一句判断：软预算约束在古代主要通过“拖欠”与“赔补”实现，而不是通过“救助”。 这个差别决定了症状形态。
在中央与编户之间还有一层。它不是正式的政府层级，却承担了实质的风险。形态随时代变化：汉代的乡里，唐宋的形势户与寺院，明代的粮长与里甲，清代的士绅与宗族，以及贯穿始终的常平仓、义仓、社仓。
中层的作用是把分散的小风险聚合成一个可以处理的量，并在本地消化掉一部分。灾年社仓先贷，青黄不接义仓先粜，催征时粮长先用自家产业垫上、秋后再向各户收取。这些动作不必上报，也不必中央拨款，因此不产生外溢。
中层能够吸收风险，靠两个条件：一是有独立的资源（仓谷、公产、族产），二是有本地的声誉机制（亏空会被本地人追究，赖账会在本地丢脸）。两者都不依赖中央授权，因此中层的能力实际上取决于本地的剩余。这解释了一个否则很难解释的现象：同样的制度，在富庶地区运行良好，在贫瘠地区立刻失效。 不是官员素质不同，是中层的承压能力不同。制度设计得再精密，也不能凭空造出剩余。
粮长制的崩坏是这条判断的最好例证。粮长由大户充任，负赔补之责；起初赔补之数在承受范围之内，换来的是免役与地方上的地位。随着起运额固定而实际征收日益困难，赔补超过承受能力，粮长开始破产、逃亡，或把赔补转嫁给里甲。中层不是被废除的，是被耗尽的。 耗尽之后，风险不再有本地缓冲区，直接落到州县与编户身上，加派成为唯一出路。
前面讲的都是外溢。必须给出反例，否则“错配必然外溢”就成了另一种决定论。反例是清代的常平仓与社仓——但要注意，这个反例成立的条件很窄，下面会给出它的边界。
先把条件说在前面，免得读者把它当成“仓储总是有效”的证据。仓储能吸收风险，前提是仓里实有粮食；而实有与定额之间的差距，是仓储制度自宋以来最顽固的问题（本书第六章已详述，多数仓在多数时候处于亏空状态）。所以本节主张的不是“常平仓有效”，而是“在谷本充足、仓廒完好的时段与地区，仓储构成一层能把风险留在本地的中层”。同一个制度，实存充足时是缓冲，实存空虚时只是一张纸。
两套仓制有一个共同的结构特征：仓在地方，粮在地方，动支的初步决定也在地方。 常平仓由州县管理，谷本来自本地捐输或采买，出粜与买补由地方官经办、报上司备案；社仓设在乡村，由本地推举的社长管理，借贷对象是本社农户。
关键在于动支的时序：灾年可以先开仓出借或平粜，事后补报。这个“先动后报”的许可使救济不必等待批复，把时效性风险留在本地——而本地恰好最有条件处理它，因为社长知道谁家缺粮，州县知道仓里有多少。
与宋代的转运使体制对照，差别就出来了：宋代的财权上收，地方没有可以自主动支的资源；清代的仓储虽也在官僚体系之内，却给地方留了一块有实物、有场地、有经办人、有先动后报之权的资源。这就是本章所说的中层，只不过它的形态不是士绅，是仓廪。
这里要把概念边界划清：仓储属于“官仓”，不是社会中间组织。 本章把它列为“中层”，用的是功能标准（能把风险留在本地消化），不是组织标准（是否独立于国家）。这个用法有代价：官仓的存废系于官僚系统的维持能力，一旦买补不继，它退化得比宗族社仓更快——因为它没有属于自己的、非国家的资源基础。读者若把“中层”一律理解为社会力量，会错估这类缓冲的稳固程度。
但反例本身也有边界，而这个边界恰好印证了前面的判断。常平仓的运转依赖两件事：一是谷本要能补足（粜出之后要买补还仓），二是仓廒要维持。这两件事都要钱，而地方没有这笔钱的时候，仓就慢慢空了——不是被抢空的，是被“未买补”掏空的。清代中叶以后常平仓定额与实际存量的差距不断扩大，原因在这里。仓的实效取决于地方有没有余力维持它；没有余力，中层就退化成一个账面数字。
所以反例的正确读法不是“错配也可以没事”，而是：错配是否外溢，取决于中层有没有独立的资源与本地化的决定权。 两者都有，风险在本地消化；缺一样，开始转移；两样都缺，立刻转移。这个条件可以逐案检验，因此这个判断可以被反驳——只要找到一个中层既无资源又无决定权、却长期没有外溢的案例，框架就要修改。
本章的数据纪律比前几章更严，因为它要处理的是“分配”，而分配的数字恰恰是最不可靠的一类。
其一，任何朝代中央与地方收入的分成比例。 理由不是数字难找，是找到的数字不能回答本章的问题。会典与则例所载的分成，是“额”的分配，不是“实”的分配。而“额”与“实”之间的差额，恰恰是本章要研究的对象。用官方比例去度量中央地方关系，等于用制度对自己的描述代替制度的运行。
其二，地方财政缺口的规模估算。 缺口的定义本身就是问题：是法定支出减法定收入，还是实际支出减实际收入？前者可以用则例算，但算出来的不是缺口，是设计参数；后者需要实际收支两栏，而古代史料通常只有一栏。
其三，地方财政占全国财政的百分比。 这个指标需要两个可靠的总量，而古代连一个可靠的总量都没有。分母不明，分子不明，比值没有意义。
其四，跨朝代的折算。 把明代的银两折成宋代的贯，再把宋代的贯折成唐代的缗，每一步都要假定一个比价，而比价本身随地区和年份剧烈变动。三步折算之后，误差已经大于要比较的差异。
其一，制度的名称与框架。 上供、送使、留州三目；起运、存留两分；火耗与养廉银的名义关系。这些是制度的骨架，可靠，且足以支撑机制分析。本章的框架不依赖任何数字，只依赖这些名称所标示的方向：钱往哪里去，事由谁来做。
其二，某一具体年份的诏令内容。 蠲免某地某年租税，缓征某地旧欠，拨帑赈济某地。这类记载的价值在于它记录了一次具体的风险转移：谁的钱被免了，谁的钱被拨了，免与拨的理由是什么。它是本章所说“转给中央”这一方向的直接痕迹。
其三，制度的年份与沿革节点。 两税法定于建中元年（780），火耗归公推行于雍正年间（通常系于雍正二年，1724，各省推行时间不一，待核）。这些时点可靠，且能与决策过程对应。
其四，可核查的单个案例。 某一地某年的积欠记载，某一次亏空清查的范围与处理办法。个案不能推广，但可以验证机制是否存在。本章对个案的处理是：只用来说明机制，不用来估算规模。
这一点要专门说，因为它是本章全部数据判断的基础。
“额”的功能是让中央可以考核。中央不知道地方收了多少，但知道地方应该解多少；只要实际解送数不低于额，就算完成任务。因此，额是一个考核工具，不是一个拨款工具。它规定的是下限，不是实际流量。
由此产生一个稳定的结构：中央用额考核地方，地方用额应付中央，实际收支在额之外运行。额之外的收支有三个去处：一是进入下一年的额（今年欠的，明年补上，叫带征）；二是进入别的科目（挪甲补乙）；三是进入完全不成文的领域（陋规、摊派、赔补）。
“额外”这个词的制度起源就在这里。 它不是“多出来的”，是“额管不到的”。而额管不到的部分，恰恰是地方财政实际运行的部分。所以研究地方财政，只看额内的数字，等于只看一个已经被制度承认的残影。
还有一层技术性的困难：实物与货币的折算。
田赋可以征粟，可以征帛，可以折银。同一笔税额，在不同的折纳率下，纳税人的实际负担可以相差数倍，而账面上的数字不变。清代的一两银子，在产粮区与在缺粮区能买到的米不同；在丰年与在灾年也不同。因此，即使是同一个“两”字，在不同时间地点的经济含义也不同。
本章的处理办法是：凡涉及折算，一律只讨论折算机制，不给折算结果。 折算机制本身是有意义的——它说明古代财政契约的名义刚性与实际弹性之间的差距由价格承担，而价格波动本身就是一种风险转移：当折纳率上升时，风险从政府转给纳税人；当政府改折时，风险从纳税人转给政府。这个机制可以讨论，具体的比率不能给。
本章的现代比较要落在四个具体处。之所以选这四个，是因为它们各自对应本章框架的一个部件，而不是因为它们是当下最热门的话题。
第一代的代表作是奥茨1972年的《财政联邦主义》。核心论证是：公共品偏好因地而异，中央统一提供会造成错配；地方更接近本地居民、信息更充分，因此由地方提供本地公共品更有效率。提布特1956年的论文补充一条：居民可以迁徙“用脚投票”，选择税负与公共服务组合最合意的辖区，这会迫使地方提高效率。
这套论证有一个当时未被充分讨论的隐含前提：地方政府的预算必须是硬的。 如果地方超支可以被上级救助，它就没有动力控制成本，分权的好处会被软预算约束吃掉。
第二代财政联邦主义正是从这里入手。钱颖一与温加斯特1997年的论文指出，分权的收益不在于分权本身，而在于分权是否改变了激励：如果地方政府的收入与本地经济的繁荣挂钩，它就有动力维护市场；如果地方可以分享其他地区的税基，或者可以预期上级救助，这个激励就消失了。温加斯特2009年的综述把这一支文献概括为“第二代”，其核心命题是：分权不自动硬化预算，硬化预算需要一套事前承诺，而承诺的可信性是政治问题，不是财政技术问题。 罗登2006年的研究进一步指出，联邦制国家的地方政府违约风险不是例外，是常态，因为中央在危机时刻的救助在政治上是难以拒绝的。
这条理论线索对本章的意义，不在于它提供了答案，而在于它提供了一个排序：先有硬化机制，后有分权收益。顺序颠倒，分权就只转移支出权，不转移风险。
把这个排序放到历史里看，唐宋两种失败正好对应两代理论的两种盲点。唐代后期的留州是对地方的一种分权，但没有硬化机制——中央仍可调拨，藩镇仍可截留，双方都可以在需要时推翻既定的分配。结果不是地方负责，是地方坐大。宋代的转运使是对地方的一种集权，但也没有硬化机制——地方的支出需求真实存在，中央不承认，于是地方只能在法外找钱。结果不是中央控制，是控制失效。
分权而预算不硬，结果是失控；集权而支出责任不清，结果是失控。两条路通向同一个终点，只是沿途的痕迹不同。 这是本章最想让人记住的一个对照。
现代转移支付分两类。一类是均等化转移支付，按公式拨款，不指定用途，目的是让财力弱的地区达到一个基本的公共服务水平。另一类是专项转移支付，指定用途，通常要求地方配套。
两类各有各的激励扭曲，而且方向相反。
均等化的扭曲在于公式可以被博弈。公式要用税基与需求来测算，而税基与需求的数据由地方提供，地方就有动力低报税基、高报需求。这不是腐败，是理性的申报行为。只要公式依赖地方提供的数据，公式就会被数据生产行为改变。
专项的扭曲在于资金可以替代。中央给一笔指定用于修路的钱，地方原本打算自己修路，现在可以用中央的钱修，把自己那笔钱挪去干别的。结果是专项资金的净增加效果远小于名义数额。只要地方有别的用途，专项就会被替代。 而且专项的申报需要行政能力，能力强的地区拿到的多，于是专项往往逆均等化——越富的地方越会写申报材料。
这条对照对古代的意义在于：蠲免是一种特殊的转移支付，它落在税上，不落在人上。 蠲免免的是田赋，纳税人是业主而非佃农；佃农依约交私租，国家免赋，佃农不会自动受益，除非租额相应减少。因此蠲免的实际归宿取决于租佃关系，而不取决于诏令措辞。这在史料上可检验：某次蠲免之后若有“业主不得收租”一类附带上谕，说明设计者意识到了这个问题；若没有，则说明蠲免的受益者实际上止于业主。本章不主张“蠲免总是被业主吞掉”，只主张一个方法性的点：讨论转移支付的归宿，必须讨论它落在哪一种法律关系上。 落在税上，受益人是纳税人；落在人上，受益人才是被救济者。
对地方债务最常见的解释是道德性的：好大喜功，借钱搞形象工程。它有一部分道理，但不能解释一个事实：为什么各地债务规模差异如此之大，而官员激励结构基本相同。
更有解释力的是错配的解释。地方承担了多项支出责任（基础设施、公共服务、社会保障配套），法定收入不足以覆盖；同时基础设施的收益跨越多届任期，成本却要在当期支付。两个约束叠加，举债是唯一能同时满足“当期要办事”与“当期没有钱”的办法。在这个结构下，不举债的地方反而可能是没有做事的地方。
古代没有债，但有同构的跨期转移。带征是向明年借，拖欠军饷是向士兵借，铸币减重是向所有持币者借。没有债券市场的经济也会跨期转移负担，只是形式更隐蔽、成本更高——因为它不能用利率给风险定价，只能用拖欠的时间长度和摊派的覆盖范围来定价，而这两者都无法协商，只能由权力决定。
这个对照的用处是：它把“地方债务”从一个道德问题转换成一个结构问题。结构问题不能用道德手段解决，只能改结构。而改结构的方向只有两个：要么增加地方的决定权（让它有相应的收入），要么减少地方的事权（让中央承担相应支出）。第三条路是加强监管，它能让债务的形式改变，不能让债务消失。
这是本章最有现代价值的一处，要说透。
先给定义。所谓隐性债务，指由政府承担最终偿还责任、但不计入政府债务限额与预算的支出义务。世界银行的波拉科娃在1998年的一篇工作论文中把政府负债按“是否直接”与“是否确定”两个维度分为四类，其中“或有”与“隐性”两类最难监测，因为它们不进入预算，只在事件发生时转为财政支出。这个分类框架至今仍在使用。
现在看古代。亏空是什么？是仓库账面与实际存量的差额。陋规是什么？是官员在法定收入之外收取的、被默许的费用。两者表面上完全不同，但它们与隐性债务共享同一个生成链条，这个链条有四步。
第一步，制度不承认这笔支出。 地方有真实的支出需求——接待过境官员、修理衙署、捕盗办案的差旅、临时工的工食——但这些需求不在则例的科目里。不是官员想多花，是这些事必须花钱而没有对应的科目。
第二步，不承认就不能入账。 没有科目，就没有凭证；没有凭证，就只能用别的钱垫，或者向下面收。垫出来的叫亏空，收上来的叫陋规。
第三步，不入账就不能审查。 审计只能查账内。账内的挪用会被发现，账外的加派不会被发现。于是在审计的压力下，理性的做法不是停止支出，而是把支出更彻底地推到账外。审计的方向与风险的方向相反：查得越严，账外的部分越大。 这是整个链条中最反直觉、也最要紧的一环。
第四步，不能审查就不能定价，规模就失控。 账内的支出有凭证，可以核对，可以比较，可以压缩。账外的支出没有凭证，无法比较，只能靠道德约束与运动式清查。而运动式清查有一个共同的时间结构：初期严厉，中期敷衍，后期反弹。因为清查本身要花钱、要人手、要政治意志，而这三样都会衰减。
现代隐性债务走的是同一条链。地方政府需要做事，法定收入不足，于是通过融资平台、政府购买服务、明股实债等安排举债；这些安排在设计上刻意不计入政府债务；不计入就无法用债务限额管理；无法限额管理，规模就由地方的投资冲动与金融机构的风险偏好共同决定。等到风险暴露，再以“化解”的名义转为显性债务。形式在创新，科目在追赶，追上的时候形式已经变了。
四步链条推到尽头，可以得到本章最锋利的一个结论：隐性债务不是道德问题，是会计边界问题。 治它的办法不是更严的审计，是扩大承认的范围——把真实的支出需求纳入预算，让它有科目、有凭证、可核对。
这正是火耗归公的逻辑，也是它只成功了一半的原因。它承认了官员的个人收入（把火耗改为养廉银），但没有承认地方的公用经费。官员的俸禄合法了，衙门的开支仍然没有科目。于是公用经费继续在账外运行，陋规在养廉银之外继续存在。改革承认了人的成本，没有承认机构的成本；而被承认的那一半稳定了下来，没有被承认的那一半继续膨胀。
这个半成功的案例，比任何失败的案例都更有教益。它说明：承认范围扩大一步，失控就减少一分；但只要承认是不完整的，账外的部分就会在未被承认的那一块继续生长。这个判断可以直接用于评估任何一次“把隐性债务显性化”的改革：要问的不是显性化了多少，是有没有把产生隐性债务的那部分真实支出也一并承认。
这是唐代财政史的一个具体争论。一种意见认为三分是一项全国性的原则，中央曾规定大致的比例；另一种意见认为三分只是名目，各地比例因军费、户口、土贡的不同而差异极大，不存在统一比例。
本章不介入这个争论的结论，但要指出它对方法的意义：如果比例不统一，那么“唐代中央拿走多少”这个问题就没有单一答案。 任何给出单一百分比的估算，都必须先假定一个加权方式，而加权方式的选择本身就是一个未经验证的判断。本章因此不给比例，只给三目的名称与逻辑。
“全部上收”是一个需要拆开的说法。上收的是货币收入的较大部分，不是全部资源。州有公使钱，有军资库，有一定的留用；转运使也不是纯粹的传送带，它有本路的支出责任，包括军需、漕运、赈济的调度。近年研究多强调转运使的“双重身份”——既是中央的派出机构，也是本路的财政管理者。
这个修正很重要，因为它把宋代的形态从“完全集权”改成了“财权集中而事权仍在地方”。后者正是本章所说的错配，前者则只是一个程度描述。机制分析要的是后者。
明代各府州县的起运存留比例差异极大，重赋区与轻赋区、边地与腹地、有漕省份与无漕省份，情况完全不同。因此“起运比例过高导致地方无钱办事”在区域层面须重新表述：有些地区起运高到地方几无机动财力，另一些地区存留足以维持运转。 同一个制度在不同地方后果不同，这本身即“中层决定外溢”的证据。
本章的表述因此限定为：起运存留的设计使地方缺乏调整的空间（额不可改），而不是使所有地方都缺乏钱的绝对量。前者是权限问题，后者是资源问题；权限问题在富庶地区同样存在，只是可以用额外收入弥补，症状较轻。
这是本章最需要标出边界的一处。这一节也是全书对该概念最完整的处理——收束章只复述结论并指回此处，不再重复论证。
科尔奈1986年的论文把软预算约束定义为：当企业预期亏损会被补偿时，它的价格反应、成本控制与需求行为都会改变。这个概念的核心不是“有人兜底”，是“预期被制度化”——企业把救助计入自己的决策。
支持移植的一方会说：古代地方确实预期中央会兜底。灾年请蠲、请拨，军情请调，亏空请分年带征，这些都是常态。有了这个预期，地方就没有动力约束支出。机制相同，因此概念可用。
反对移植的一方有三条理由：其一，古代没有预算，软化的对象不明确——古代财政是流水账，年度收支没有事先的法定额度，“软化”缺少着力点；其二，古代兜底有条件、伴随惩罚，亏空被查出，官员要赔补、降革、追缴，而现代软预算约束的典型情形是救助而无惩罚；其三，古代地方不能合法举债，而债务正是现代软预算约束的核心通道。
本章的立场是：部分成立，但必须同时说明三处差异，且不宜用它做因果解释。
更进一层，还有一个反对意见值得单独提出，因为它触及了模型的假设本身。科尔奈模型里的企业，目标是扩张——产值、规模、市场份额。扩张带来管理者的效用，因此软预算约束会导致过度投资。古代地方官的目标函数不是扩张，是免责。 他关心的是考课能否通过、离任交代能否交清、任内会不会出事。免责型行为的表现不是多花钱，是不花钱、不报事、不担责。
这个差异有可观察的后果。若古代地方官是“投资饥渴”型，应看到地方不断申请新项目、扩大支出；若是“免责”型，应看到另一组现象：灾情隐瞒不报、仓库亏空挪掩、工程能拖就拖。史料中反复出现的是后者，这三类记载在奏议与官箴中密度极高，而“请求增设新项目”的记载相对少见。
所以本章的判断是：软预算约束可以描述古代地方财政的一个侧面（预期兜底导致不约束支出），但不能描述它的主要侧面（免责动机导致不作为与不报告）。 用前者解释后者，会把“不敢花钱”误读成“乱花钱”，方向正好相反。
前文论转移支付处已经提出这个问题。争议点是：蠲免是否及于佃农。围绕它有两种对立的读法。税负归宿说认为，蠲免的对象是田赋，纳税人即业主，佃农依约交租，故蠲免的实际受益者是业主，除非另有减租之令；惯例连带说认为，某些时期地方在执行中会要求业主减租，或者灾后租额事实上随之下调，因此蠲免的效果并不止于业主。
两种读法都有局部证据，也都没有系统证据。本章的处理是把它列为可检验的设计问题，不作结论。检验看三条：诏令是否明文规定减租；地方官是否在执行中要求业主减租；灾年之后的租佃纠纷记录中，租额是否下降。三条都能查到，就能判断一次蠲免的实际归宿；三条都查不到，就只能说“诏令免的是税，不是租”。
这一节放在最后，还因为它与本章框架的关系最直接。蠲免是“转给中央”这个方向的典型动作，而它的实际效果取决于一个本章反复强调的变量：风险在传递过程中会不会换一个承担者。 蠲免把风险从地方转到中央，这是一次转移；如果佃农并未受益，那么中央付出的代价与佃农得到的救济之间就没有接上，中间那段落到了业主手里。这不是执行失误，是转移链条上多了一个本章没有计入的主体。四方向模型只追踪到编户这一级，再往下（佃农、雇工、债户）它就不够了。这是框架的一个已知缺口。
四个案例放在一张表里，框架的用法就清楚了。
| 案例 | 财权 | 事权 | 错配的具体表现 | 地方弥补方式 | 弥补的代价 |
|---|---|---|---|---|---|
| 唐后期（两税三分） | 税目税率在中央，收入按三目切分，送使一目的实际支配权落到本道 | 军费与本地治安由本道承担 | 送使数额与本道军费挂钩，军费膨胀时留州被挤压 | 截留、加征、以及藩镇自行支配本道财赋 | 中央失去调配能力，形成割据的财政基础 |
| 宋（转运使体制） | 一路财赋由转运使掌领，经费之外上供 | 军需、赈济、修造仍在州县 | 经费额固化，实际支出随军情灾情变动 | 法外设名目，场务重叠，征收层级增多 | 名目长期化并养活了依靠它的人，税负不均且难以清理 |
| 明（起运存留） | 起运存留逐州县定额开列于则例 | 地方公费、里甲供应、仓储维护在地方 | 额不可改而事在变动，重赋区几无机动财力 | 加派、挪移、粮长赔补、里甲赔累 | 粮长破产逃亡，中层耗尽，加派直接落到编户 |
| 清（火耗归公） | 火耗由暗转明，定额提解，以养廉银发还 | 官员个人收入与衙门公用经费混在一起 | 承认了人的成本，未承认机构的成本 | 养廉银之外仍有陋规，公用经费继续账外运行 | 改革半成功：被承认的部分稳定，未承认的部分继续膨胀 |
表的读法是横向的：从“配置”推到“弥补方式”，再推到“代价”。四行的代价形式各不相同，但推法完全相同。 这就是框架的用处——它不预测具体会发生什么，只规定一旦配置确定，代价会从哪一类里出。
本章要给的不是一个朝代的结论，是一套可以反复使用的工具。四步。
第一步，拆词。 见到“中央集权”“地方分权”这类说法，先拆成四个维度：财权、事权、人事权、裁量权。分别问：这一项在这一朝、这一时期，实际由谁决定？四项的回答往往不一致，而不一致之处就是机制所在。
第二步，找错配。 在四个维度中找出反向的那一对。最常见的是财权向上、事权向下。找到之后，问三个问题：错配的具体表现是什么？地方用什么方式弥补？弥补方式的代价由谁承担？这三问是本章分析任何一个案例的标准程序。
第三步，认方向。 错配必然寻找出口，出口有四个方向，各有各的痕迹。转给中央，看蠲免与拨帑；转给下一年，看积欠、逋赋、带征、倚阁；转给民众，看法外加征、摊派、赔补、逃户；转给未来，看铸币减重、纸币滥发、长期拖欠。痕迹是可以查的，因此方向是可以判断的，不必靠推测。
第四步，找中层。 问这个社会里有没有一个能把风险吸收掉的中间层：士绅、宗族、仓廪、公产、负赔补责任的职役。有，错配可以长期带病运行；没有，或者正在被耗尽，错配立刻转为外溢。中层的承压能力取决于本地的剩余，因此同样的制度在不同地区后果不同。
四步之外，本章要拒绝三个说法。
拒绝“中央集权导致王朝灭亡”。 无法证伪：任何王朝都集权，任何王朝都灭亡。可以讨论的是具体的错配形态与代价形式，不是笼统的因果。
拒绝“财政分权是解药”。 分权的收益依赖硬化机制，而硬化机制是政治承诺问题。没有硬化机制的分权只转移支出权，不转移风险，结果可能比集权更糟——唐代后期即例。
拒绝任何分成比例与缺口估算。 现有材料不足以支撑可靠答案。给一个编造的数字比承认不知道更有害，因为它会被引用、被传播、被用来支持本来不成立的结论。
如果要给这一章一个收束的判断，可以这样说：
制度的成本不会消失，只会换一个科目出现。 当制度承认某个科目时，成本在那个科目里被记录、被核对、被压缩；当制度不承认时，成本就以“没有科目”的形式存在——在账面上它叫亏空，在征收上它叫陋规，在债务上它叫隐性。三种叫法，一个来源。理解了这一点，就能理解为什么历史上那些最用力的整顿往往收效有限：它们整顿的是科目，不是承认的范围。
而承认的范围，最终是一个政治问题。它取决于这个体制愿意把哪些真实的支出需求写进自己的账本。愿意写的部分，可以管理；不愿意写的部分，只能等它长大到无法忽视，再以危机的形式被迫承认。